1979 蘇聯-阿富汗戰爭
1979 蘇聯-阿富汗戰爭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viet%E2%80%93Afghan_War
翻譯者: 陶盛濤
背景
俄羅斯的中亞利益
在 19 世紀，英國擔心俄羅斯會入侵阿富汗，並利用阿富汗來威脅英國在印度的大量
財產。這種區域上的競爭，被稱為“大國的博奕”。 1885 年，俄羅斯軍隊從阿富汗手
中奪取了阿姆河(Oxus Rive，中亞地區最長的內流河)以南地區有爭議的綠洲，這個
被稱為潘杰德的事件，差點演變為戰爭。英俄聯合的阿富汗邊界委員會於 1885-87
年達成協議。在整個帝俄時代，中亞都是俄羅斯關注的焦點。 1955-1978年，蘇聯也
向阿富汗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在阿曼努拉汗於 1919 年登上阿富汗王國的王位。以及隨後的第三次英阿戰爭之後
，英國承認阿富汗完全獨立。阿曼努拉國王后來寫信給莫斯科（共黨布爾什維克控制
下），希望建立永久的友好關係。弗拉基米爾·列寧 (Vladimir Lenin) 回應祝賀阿富汗
人能抵抗英國，阿富汗和蘇聯之間的友好條約於 1921 年敲定。蘇聯人看到了與阿富
汗結盟以對抗英國的可能性，例如可能將阿富汗當做向英國控制的印度，輸出革命的
前進基地。
1920年代後的蘇聯-阿富汗關係
蘇聯（USSR）一直是阿富汗政治的主要權力掮客和有影響力的導師。它的參與範圍
從軍民基礎設施到阿富汗社會。 1947年以來，阿富汗就受蘇聯政府的影響，從蘇聯
獲得大量的經濟援助、軍事裝備、和軍事訓練。早在 1919 年，即俄國革命後不久，
蘇維埃政權還在俄國內戰時，就已向阿富汗提供經濟援助。 1919 年第三次英阿戰爭
期間，蘇聯以小武器、彈藥、幾架飛機（根據有爭議的蘇聯消息來源）和一百萬盧布
的形式提供了支持。 1942 年，蘇聯再次通過提供小武器和飛機，以及在塔什幹（烏
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建立培訓中心，來加訓練阿富汗武裝部隊。蘇聯與阿
富汗的軍事合作始於 1956 年，並在 1970 年代達成了進一步的協議，蘇聯派遣了顧問
和專家。蘇聯人也對阿富汗的能源資源感到興趣，包括從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勘探
石油和天然氣。 蘇聯從 1968 年開始進口阿富汗天然氣。
杜蘭線和印度的分割
隨著俄國沙皇勢力範圍靠近與英屬印度接壤的帕米爾山地，一個英國外交官莫蒂默·杜
蘭被派去勾勒邊界。可能是為了控制開伯爾山口(Khyber Pass)， 1893 年英國與阿富汗
埃米爾阿卜杜勒·拉赫曼汗 (Abdur Rahman Khan) 簽署了山區劃界協議。它被稱為杜蘭
線。
1947年，阿富汗王國的首相穆罕默德·達烏德汗拒絕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阿富汗
歷屆政府接受的國際邊界杜蘭線。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也結束了，英國的印度直轄
殖民地被劃分為新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後者繼承了杜蘭線作為與阿富汗的邊
界。在達烏德汗首相的統治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和伊朗都有敵對關係。 與自 1901
年以來的所有阿富汗的統治者一樣，達烏德汗也想效仿埃米爾阿卜杜勒·拉赫曼汗團結
阿富汗這個分裂的國家。要做到這一點，他需要一個公眾都支持的議題，來團結由部
落劃分的阿富汗人民，以及一支裝備精良的現代化阿富汗軍隊，以壓倒任何反對阿富
汗政府政策的人。他的大普什圖政策是想吞併巴基斯坦的普什圖地區，他也利用這一
政策為自己謀取利益。
達烏德汗首相讓普什圖家園統一的外交政策，導致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緊張。巴基斯坦
是一個和美國結盟的國家。 這個政策也激怒了阿富汗的非普什圖人， 同樣，巴基斯
坦的普什圖人對他們的地區和阿富汗合併不感興趣。 1951年，美國國務院敦促阿富
汗放棄對巴基斯坦的主張，接受杜蘭線。
1960-1970年代的巴基斯坦代理戰爭
1954 年，美國開始向盟友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同時拒絕阿富汗人購買武器的請求，
因為擔心阿富汗人會對巴基斯坦使用美製武器。結果，儘管阿富汗在冷戰中維持中
立，但與願意向他們出售武器的印度和蘇聯靠得更近了。1962年，中國在邊境戰
爭中擊敗印度，結果中國與巴基斯坦結盟對抗共同的敵人-印度，使阿富汗更接近
印度和蘇聯。
1960 年和 1961 年，阿富汗軍隊奉達烏德汗的命令，奉行普什圖民族統一政策，兩
次入侵巴基斯坦的巴焦爾區，但均未成功。這兩次的攻擊，阿富汗軍隊都被擊潰，傷
亡慘重。 作為回應，巴基斯坦關閉了在阿富汗的領事館，並封鎖了通過巴基斯坦-阿
富汗邊境的所有貿易路線。這損害了阿富汗的經濟，達烏德政權被迫與蘇聯建立更緊
密的貿易聯盟。然而，這些權宜之計還不足以彌補因邊境關閉而遭受的經濟損失。由
於對達烏德專制統治的持續不滿、與蘇聯的密切關係和經濟衰退，達烏德汗被阿富汗
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強迫辭職。在他辭職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間的危機得
到了解決，巴基斯坦重新開放了貿易路線。 達烏德汗下台後，國王任命了一位新總理
，並開始在阿富汗與西方和蘇聯的關係中創造平衡，但這激怒了蘇聯。
十年後的 1973 年，穆罕默德·達烏德汗在受過蘇聯訓練的阿富汗軍官的支持下，通過
不流血的政變奪取了國王的權力，建立了阿富汗第一個共和國。重新掌權後，達烏德
恢復了他的大普什圖政策，並通過支持反巴基斯坦武裝團體並向他們提供武器、訓練
和避難所，開始對巴基斯坦進行代理戰爭 。 巴基斯坦總理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
（Zulfikar Ali Bhutto）對此感到震驚。 蘇聯還支持達烏德汗對阿富汗輸入武裝，因為
他們想削弱作為美國和中國盟友的巴基斯坦。但是，它並沒有公開給巴基斯坦製造麻
煩，因為這會損害蘇聯與其他伊斯蘭國家的關係，因此，它間接的依靠達烏德汗來削
弱巴基斯坦。他們對美國的另一個主要盟友"伊朗"也有同樣的想法。蘇聯還認為，阿
富汗對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敵對行為，可能使阿富汗與西方疏遠，阿富汗將被迫與蘇聯
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親蘇聯的阿富汗人（如阿富汗人民民主黨（PDPA））也支持達
烏德汗對巴基斯坦的敵意，因為他們認為與巴基斯坦的衝突，會促使阿富汗向蘇聯尋
求援助。因此，親蘇聯的阿富汗人將能夠在阿富汗建立影響力。
作為對阿富汗代理人戰爭的回應，巴基斯坦開始支持批評達烏德汗政策的阿富汗人。
布托授權陸軍少將納西魯拉·巴巴爾(Naseerullah Babar)領導下進行秘密行動。1974
年，布托授權在喀布爾進行另一項秘密行動，三軍情報局 (ISI) 和巴基斯坦空軍情報
局 (AI) 將阿富汗的布爾漢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古爾布丁·希克馬蒂
亞爾(Gulbuddin Hekmatyar)和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接到白
沙瓦，因為擔心拉巴尼、希克馬蒂亞爾和馬蘇德可能會被達烏德暗殺。 根據納西魯
拉·巴巴爾的說法，布託的行動是一個絕妙的主意，它對達烏德及其政府產生了沉重
的影響，迫使達烏德增加了與布托和解的願望。 巴基斯坦的目標是推翻達烏德政權，
並希望阿富汗建立伊斯蘭神權政治。三軍情報局在阿富汗的第一次行動發生在1975
年，支持由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 (Ahmad Shah Massoud) 領導的伊斯蘭促進會激進
分子推翻政府。他們在潘杰希爾山谷開始叛亂，但由於缺乏支持，使阿富汗政府軍輕
易擊敗他們，因此失敗了。有一部分的叛亂分子到巴基斯坦尋求庇護，在那裡他們得
到了布托政府的支持。
1975 年的叛亂雖然沒有成功，但震撼了達烏德汗總統，並使他意識到一個友好的巴基
斯坦對他最有利。他開始改善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並於 1976 年和 1978 年到巴基斯坦
進行國事訪問。1978 年訪問期間，他同意停止支持反巴基斯坦武裝分子，並驅逐留在
阿富汗的反巴基斯坦武裝分子。 1975 年，達烏德汗成立了自己的政黨——阿富汗民族
革命黨，並宣布其他政黨為非法。然後，他開始將PDPA旗幟派的成員從政府職位上撤
職，甚至包括支持他的政變(推翻國王)的人，並開始用喀布爾傳統政府精英的熟悉面孔
取而代之。達烏德也開始減少對蘇聯的依賴。由於達烏德的行動，阿富汗與蘇聯的關係
惡化。 1978年，在目睹印度核試驗後，達烏德汗發起了一場軍備升級，以對抗巴基斯
坦軍方和伊朗在阿富汗政治中的影響力。
1978年的四月革命
阿富汗馬克思主義人民民主黨(PDAP)成立後，實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1967 年，
PDPA 分裂為兩個相對立的派系，由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領
導的 Khalq（群眾）派系和由巴布拉克·卡馬爾(Karmal)領導的 Parcham（旗幟）派系。
兩個派系領導人不同背景，即塔拉基的父親是一個貧窮的普什圖牧民，而卡馬爾的父親
是阿富汗皇家軍隊的一名塔吉克將軍，不同背景使兩人的看法有差異。更重要的是，激
進的群眾派相信，在必要時使用暴力，可將阿富汗從封建國家迅速轉變為共產主義國家
，而溫和的旗幟派則支持漸進和溫和的方法，認為阿富汗在準備好迎接共產主義前，需
要一段長時間的醞釀。 旗幟派傾向於將 PDPA 建立為支持達烏德汗政府的群眾政黨，而
群眾派是以列寧主義風格組織的一個小型的、組織嚴密的精英團體，所以向心力很強。
1971 年，美國駐喀布爾大使館報告說，由於社會和經濟狀況的幻滅，以及對國家領導
層的不滿，阿富汗的左翼活動越來越多。它補充說，PDPA“可能是該國左翼團體中最不滿
和最有組織的。”
達烏德政權對他們施加的鎮壓，PDPA 主要成員米爾·阿克巴爾·凱伯(Mir Akbar Khyber)
的死亡，引發了 PDPA 派系的強烈抗爭。 凱伯爾的神秘死亡，在喀布爾引發了大規模
的反達烏德示威，抗爭又導致幾位著名的 PDPA 領導人被捕。1978 年 4 月 27 日，同
情 PDPA 理想的阿富汗軍隊推翻並處決了達烏德及其家人。芬蘭學者雷莫·維里寧
(Raimo Väyrynen) 寫到所謂的“四月革命”：“關於這場政變的真實情境有多種猜測。現
實情況似乎是，它主要受到國內經濟和政治動盪的擔憂，蘇聯在四月革命中沒有發揮任
何作用”。此後，阿富汗民主共和國成立。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努爾·穆罕默德·塔拉
基出任新成立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 1978 年 12 月 5
日，蘇聯與阿富汗簽署了友好條約。
革命政府的紅色恐怖
革命後，塔拉基擔任PDPA 的領導、總理和總書記。和以前在黨內一樣，政府從未稱
自己為“共產主義者”。 政府首長按照派系劃分，群眾派的塔拉基和副總理哈菲祖拉·
阿明與巴布拉克·卡馬爾等旗幟派的領導人發生衝突。儘管新政權迅速與蘇聯結盟，
但許多蘇聯外交官認為，群眾派改造阿富汗的計劃將在這個高度保守的穆斯林國家引
起叛亂。 共產政權上台後，群眾派立即開始迫害旗幟派，尤其因為蘇聯比較偏愛旗幟
派，蘇聯認為“慢的”計劃更適合阿富汗，導致群眾派認為，若能消滅旗幟派後，蘇聯
人也別無選擇，只能支持群眾派。在 PDPA 內部，衝突導致了旗幟派成員被流放、清
洗和處決。在蘇聯干預之前，群眾派處決了 10,000 至 27,000 人，其中大部分是在胞
依恰奇(Pul-e-Charkhi) 監獄。
阿富汗祇有一支領導力量——哈菲祖拉·阿明。在政治局裡，每個人都害怕阿明。
群眾派統治的前 18 個月中，PDPA 實施了蘇聯式的現代化改革計劃，其中許多計劃被
保守派視為違反伊斯蘭教義。 例如: 改變婚姻習俗和土地改革的法令，並沒有被伊斯
蘭教的保守人士所接受，特別取消高利貸（儘管伊斯蘭教禁止高利貸）和取消農民債
務的政策。新政府還加強了婦女的權利，尋求迅速掃除文盲並促進阿富汗的少數民族
權益的政策，儘管這些計劃只在城市地區產生影響。 到 1978 年年中，叛亂開始了，
叛亂分子襲擊了阿富汗東部努里斯坦地區的當地駐軍，很快的內戰就在全國蔓延。
1979 年9 月，副總理哈菲祖拉·阿明奪取政權，逮捕並殺害了塔拉基(1979.9.15)。但
兩個多月的政局不穩定壓倒了阿明的政權，因為他在 PDPA中無法取得支持，日益增長
的叛亂也動搖他的政權。
四月革命之後的蘇聯
在四月革命之前，阿富汗就是“一個名義上，軍事和政治中立的國家，但實際上依賴
蘇聯。” 1978 年 12 月簽署的一項條約允許阿富汗民主共和國要求蘇聯提供軍事支持。
赫拉特起義是顛覆共產政權的第一個主要活動，塔拉基總書記聯繫了蘇聯部長會議
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要求“在人員和武器方面提供實際和技術援助”。柯西金認為這
樣的行動會給蘇聯帶來負面政治影響，而不贊成該提議，他拒絕了塔拉基尋求蘇聯
軍事援助的進一步企圖。 在遭到柯西金拒絕後，塔拉基向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兼蘇聯國
家元首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請求援助，他警告塔拉基，蘇聯的全面干預“只會落入我們
的敵人陷阱——包括你的和我們的敵人。 ”勃列日涅夫建議塔拉基緩和激烈的社會改革
，並為他的政權尋求更廣泛的支持。
1979 年，塔拉基參加了在古巴哈瓦那舉行的不結盟運動會議。回程途中，他於3月20
日在莫斯科停留，會見了勃列日涅夫、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格羅米科和其他蘇聯官員
。有傳言說，卡馬爾也出席了會議，試圖調和塔拉基的群眾派和旗幟派都反對阿明的問
題。在會議上，塔拉基成功地與蘇聯談判了一些支援，包括在蘇阿邊境重新部署兩個蘇
聯武裝師，派遣 500 名軍事和文職顧問和專家到阿富汗，以及立即交付七五折出售的蘇
聯裝；然而，蘇聯人對阿富汗的事態發展並不滿意，勃列日涅夫向塔拉基強調了政黨團
結的必要性。儘管與塔拉基達成了這項協議，但蘇聯人仍然不願意進一步干預阿富汗，
並在塔拉基統治期間以及後來的阿明短暫統治期間，多次拒絕蘇聯在阿富汗境內進行軍
事干預。
列寧教導我們要對革命的敵人無情，必須消滅數百萬人以確保十月革命的勝利。
—— 塔拉基對蘇聯大使亞歷山大·普扎諾夫的答复，蘇聯的大使希望塔拉基能饒恕兩名
被判死刑的旗幟派人的生命。
塔拉基和阿明的政權甚至試圖消滅旗幟派的領導人巴布拉克·卡馬爾。他被解除大使職
務後，仍然流亡在捷克斯洛伐克，擔心如果他按塔拉雞和阿明政權要求返回後，他會面
臨生命危險。他和他的家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的保護； 1979 年 1 月的文件顯
示，阿富汗向捷克斯洛伐克派遣了情報局的間諜以尋找並暗殺卡馬爾。
叛亂行動的開始
1978 年，塔拉基政府發起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對傳統的伊斯蘭民法，特別是婚姻法進
行激進的現代化改造，旨在“剷除阿富汗社會的封建主義”。 政府不容許反對改革並開始
以武力應對動亂。從 1978 年 4 月到 1979 年 12 月蘇聯干預，在臭名昭著的胞依恰奇
監獄 (Pul-e-Charkhi)處決了數千名囚犯，其中包括許多村里的毛拉(伊斯蘭世襲的職位)
和頭目(長老或村落領導者)。阿富汗傳統精英、宗教機構和知識分子紛紛逃離了該國。
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區都有公開叛亂。旗幟派人士聲稱，在阿明/塔拉基時期，為了應對起
義，有 11,000 人被處決。反叛起義於 10 月在東北部靠近巴基斯坦邊境的庫納爾山谷的
努里斯塔尼部落中開始，並迅速蔓延到其他族群。到1979年春天，28個省中的24個爆發
了暴力事件。叛亂開始在城市紮根：1979 年 3 月在赫拉特，由伊斯梅爾汗領導的叛亂分
子起義。在赫拉特起義期間，有 3,000 至 5,000 人被殺或受傷。大約 100 名蘇聯公民及
其家人被殺。 到 1979 年 8 月，多達 165,000 名阿富汗人越過邊界逃往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美國關係和反叛的援助
巴基斯坦情報官員開始私下游說美國及其盟友向伊斯蘭叛亂分子提供物資援助。由於巴
基斯坦的核計劃和 1979 年 4 月將前總理布托處決，巴基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齊亞·哈克
與美國的關係在吉米·卡特擔任總統期間，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但卡特告訴國家安全顧問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國務卿賽勒斯·萬斯。早在 1979 年 1 月，鑑於伊朗的動亂，“
修復我們與巴基斯坦的關係”至關重要。 根據前中央情報局 (CIA) 官員羅伯特·蓋茨的說
法，“卡特政府求助於中央情報局……以對抗蘇聯和古巴在第三世界的侵略，特別是從
1979 年中期開始。”
1979 年 3 月，“中央情報局向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SCC [特別協調委員會]發送了幾
個與阿富汗有關的秘密行動方案”。在 3 月 30 日的一次會議上，美國國防部代表沃爾特·
B·斯洛科姆(Walter B. Slocombe) “詢問支援阿富汗叛亂活動是否有價值，'將蘇聯人拖入
越南的泥潭？'”當被要求澄清這一言論時，斯洛科姆解釋說：“嗯，整個想法是，如果蘇
聯人決定打擊這個焦油嬰兒 [阿富汗]，我們非常有興趣確保他們被卡住。” 然而 4 月 5
日來自國家情報官員阿諾德霍雷利克的備忘錄警告說：“秘密行動將增加蘇聯人的行動成
本，並在許多國家激起穆斯林反對蘇聯人。風險在於，美國的大量秘密援助計劃可能會
增加賭注，並誘使蘇聯人比原本預期的更直接、更積極地進行干預。 “
1979 年 5 月，美國官員開始透過巴基斯坦政府的聯絡人秘密會見叛軍領導人。 在一些
會議之後，卡特簽署了一項“總統‘調查結果’”，“授權中央情報局花費超過 50 萬美元”用
於向阿富汗聖戰者提供“非致命”援助，這“在當時似乎是一個小小的開始。”
1979-1980蘇聯的軍力部署
阿明政府在 1978 年 12 月簽訂了一項條約，允許他們調用蘇聯軍隊，並於 1979 年春
夏一再要求在阿富汗引進蘇聯軍隊。他們要求蘇聯軍隊提供安全防護並協助對抗聖戰
者的叛亂分子。在赫拉特市暴徒殺害蘇聯技術人員後，蘇聯政府向阿富汗軍方出售了
幾架 Mi-24 直升機，並將駐阿富汗的軍事顧問人數增加到 3000 人。1979 年 4 月 14
日，阿富汗政府要求蘇聯向阿富汗派遣 15 至 20 架直升機及其機組人員，6 月 16 日，
蘇聯政府作出回應，派出坦克、BMP 直升機機組人員分遣隊，駐紮在喀布爾和以確保
巴格拉姆(Bagram)和辛丹(Shindand)機場的安全。為響應這一要求，由洛馬金(A. Lomakin)
中校指揮的一個空降營於 7 月 7 日抵達巴格拉姆空軍基地。他們到達時沒有攜帶戰鬥
裝備，偽裝成技術專家。他們是塔拉基總書記的貼身保鏢。傘兵直接隸屬於蘇聯高級
軍事顧問，不干涉阿富汗政治。當時的蘇聯幾位主要政治家，如阿列克謝·柯西金和安
德烈·格羅米科，都反對干預。
一個月後，阿富汗人的要求不再是單個機組人員和分隊，而是團和更大的部隊。 7月
，阿富汗政府要求蘇聯向阿富汗派遣兩個摩托化步兵師。第二天，除了早先的請求之
外，他們還請求了一個空降師。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直到 1979 年 12 月，他們重
複了這些請求和一些修正。然而，蘇聯政府並不急於批准。
根據KGB提供的信息，蘇聯領導人認為總理哈菲祖拉·阿明的行為破壞了阿富汗局勢的
穩定。在他最初發動政變並殺死塔拉基之後，喀布爾的駐地KGB警告莫斯科，阿明的領
導將導致“嚴厲的政府軍鎮壓，並因此激活和鞏固反抗勢力。”
蘇聯成立了一個阿富汗問題特別委員會，成員包括KGB主席尤里·安德羅波夫、中央委員
會的鮑里斯·波諾馬列夫和國防部長德米特里·烏斯季諾夫。 1979 年 4 月下旬，委員會
報告說，阿明正在清洗他的反對者，包括蘇聯的支持者，他對莫斯科的忠誠度受到質疑
，並且他正在尋求與巴基斯坦以及可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不佳）
建立外交關係。特別令人擔憂的是阿明與美國臨時代辦 J.布魯斯·阿姆斯圖茨的秘密會
晤，儘管這次會晤未構成阿明與美國之間的任何協議，但在克里姆林宮引起了懷疑。
KGB從喀布爾的特工那裡獲得的信息，提供了消滅阿明的最後論據。據稱，阿明的兩名
警衛用枕頭殺死了前總書記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而阿明本人則被懷疑是中央情報局
(美國CIA)的特工。然而，後者仍然存在爭議，阿明一再向即將抵達阿富汗的蘇聯代表表
示友好。當時擔任勃列日涅夫總理的政治顧問的蘇聯將軍瓦西里·扎普拉廷聲稱，塔拉基
總書記的四位部長應對破壞穩定負責。然而，扎普拉廷在蘇聯的內部討論中沒有強調這
一點，決策者也沒有認真聽到他的說法。
1979年3月塔拉基總書記與蘇聯領導人會晤時，蘇聯承諾提供政治支持並派遣軍事裝備
和技術專家。但在塔拉基一再要求蘇聯直接干預時，蘇聯的領導層堅決反對；原因包括
他們會遭到阿富汗人民的“強烈不滿”，干預他國內戰會給對手(美國)帶來宣傳勝利，以
及阿富汗在國際事務中的整體地位微不足道。實質上，蘇聯領導人意識到他們不會有什
麼收穫。反而會接管一個經濟不景氣、政府不穩定、對外來人抱持敵意的國家。然而，
隨著1979年5月至12月局勢持續惡化，莫斯科改變了派遣蘇聯軍隊的想法。造成這種徹
底轉變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一些推測性的論點包括：阿富汗內部形勢嚴峻，政府無能
為力；伊朗革命的影響使伊斯蘭神權政治掌握了伊朗，導致人們擔心宗教狂熱會蔓延到
阿富汗和蘇維埃穆斯林中亞共和國；塔拉基被謀殺並被阿明取代，蘇聯人擔心阿明會與
美國人結盟，讓美國失去伊朗後，為他們提供新的戰略地位；以及在北約做出雙軌導彈
部署決定以及國會未能批准 SALT II 條約後，與美國的關係不斷惡化，給人的印像是蘇
聯的緩和政策(détente，低盪政策)，“實際上已經死了”。
英國記者帕特里克·布羅根 (Patrick Brogan) 在 1989 年寫道：“最簡單的解釋可能是最
好的。蘇聯被吸進阿富汗就像美國被吸進越南一樣，沒有清楚地考慮後果，並嚴重低估
了他們(外國人)會引起的敵意”。 到 1979 年秋天，阿明政權因阿富汗軍隊士氣低落而崩
潰，而聖戰者已經控制了大部分鄉村地區。當時阿富汗專家的普遍共識是，問題不是聖
戰者是否會佔領喀布爾，而是聖戰者何時會佔領喀布爾。
1979 年 10 月，KGB的特種部隊秘密派遣了一組專家，以確定當地阿富汗人，對蘇聯軍
隊存在的潛在反應。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部署軍隊是不明智的，可能會導致戰爭，但據
報導，KGB主席尤里·安德羅波夫 (Yuri Andropov) 忽視了這一點。 1979 年 11 月 9 日
至 12 日，一支身穿阿富汗軍隊制服的中亞特種部隊被秘密部署到喀布爾。幾天后，他
們搬到了阿明要去的(喀布爾)塔吉別格宮。
在莫斯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面臨艱難決定時像往常一樣優
柔寡斷、猶豫不決。莫斯科的三位高級決策者在 1979 年秋天，對入侵阿富汗施加了最
大壓力，他們是由外交部長安德烈·格羅米科組成的三頭馬車；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羅
波夫和國防部長德米特里·烏斯蒂諾夫元帥。入侵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相信阿明是一
個既無能又狂熱的領導人，他已經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同時相信美國通過巴基斯坦，
資助了阿富汗的伊斯蘭叛亂。 安德羅波夫、格羅米哥和烏斯蒂諾夫都認為，如果一個
激進的伊斯蘭政權在喀布爾上台，它將試圖在蘇聯的中亞地區支持激進的伊斯蘭，從而
需要先發制人的打擊。1979 年秋天的設想是，短暫的干預，在這種干預下，莫斯科將
用溫和的旗幟派共產主義者卡馬爾取代激進的群眾派阿明，以穩定局勢。
紅軍總參謀長尼古拉·奧加科夫元帥提出的擔憂，警告可能會發生一場曠日持久的游擊
戰，但被三巨頭駁回，他們堅持認為阿富汗的占領都是短暫且相對無痛的。最值得注意
的是，通過駐喀布爾大使館的外交官納爾科明德爾和KGB官員可以正確了解該國的事態
發展，但這些信息很少傳遞給決策者，他們更多地從阿富汗的背景下看待阿富汗問題。
用冷戰思維來理解阿富汗問題，他們認為是美國在阿富汗煽動伊斯蘭叛亂，以破壞蘇聯
在中亞地區穩定的影響力，這一點淡化了一個不受歡迎的共產主義政府，推行不受歡迎
政策的事實，而大多數阿富汗人，都強烈不喜歡這些政策，這才是引發叛亂的主因。冷
戰觀點加強了蘇聯必須對美國挑釁做出某種回應的概念。莫斯科認為，由於巴基斯坦
（美國和中國的盟友）支持聖戰者組織，因此美國和中國是阿富汗叛亂的幕後推手。
阿明的革命政府幾乎失去了所有阿富汗人的信任。混亂的管理、秘密警察的過度暴行、
不受歡迎的國內改革和不斷惡化的經濟，民眾認為國家的信仰是無神論和反伊斯蘭的，
所有這些都增加了政府的不受歡迎程度。在群眾派統治 20 個月之後，這個國家在生活
的方面的各個面向都在惡化。蘇聯認為，如果不進行干預，阿明政府就會因反叛活動而
瓦解，阿富汗將“迷失”在一個可能是敵視他們(蘇聯)的政權手中。
紅軍的干預和宮廷政變
1979 年 10 月 31 日，蘇聯線人在蘇聯總書記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領導下的
顧問核心圈隊的命令下，向阿富汗武裝部隊傳達了信息，讓軍隊的坦克和其他關鍵設
備的進入維修狀態。與此同時，喀布爾以外地區的電信被切斷，使首都孤立。隨著安
全局勢不斷惡化，大量蘇聯空降部隊加入了駐紮阿富汗的地面部隊，並於 12 月 25 日
開始降落在喀布爾。同時，阿明將總書記的辦公室搬到了塔吉別宮，他認為這個位置更
安全，免遭受可能的威脅。根據蘇聯圖哈里諾夫上將和梅里姆斯基的說法，阿明已於
12 月 17 日請求蘇聯，向阿富汗北部提供軍事援助，因此他應該了解蘇聯的軍事動向。
在蘇聯軍隊進入阿富汗之前，阿明的兄弟和德米特里·蔣科夫將軍會見了蘇聯第 40 集
團軍的指揮官，幫蘇聯軍隊制定了初步進軍路線和駐紮位置。
1979 年 12 月 27 日，700 名身著阿富汗制服的蘇聯軍隊，包括來自 Alpha 集團和
Zenith 集團的克格勃KGB和格魯烏(GRU，軍事情報局)特種部隊軍官，佔領了喀布爾的
主要政府、軍事和媒體大樓，包括他們的主要目標塔吉別宮。行動於 19:00 開始，當時
克格勃領導的蘇聯天頂小隊摧毀了喀布爾的通訊樞紐，使阿富汗軍事指揮部陷入癱瘓。
19時15分，對塔吉別格宮的進攻開始了；按照計劃，總書記哈菲祖拉·阿明被殺了。同
時，其他目標也被佔領（例如，19:15 的內政部）。到 1979 年 12 月 28 日上午，行動
全部完成。
蘇聯軍事指揮部在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泰爾梅茲對喀布爾的廣播中，宣布阿富汗已從
阿明的統治下解放。據蘇聯政治局稱，他們遵守了 1978 年簽訂的《友好合作睦鄰條
約》，阿明已被阿富汗革命中央委員會“因罪行，被法庭處決”。該委員會隨後選舉了
前副總理巴布拉克·卡馬爾擔任政府首腦，後者在群眾派接管政權後，被降級為微不
足道的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並宣布阿富汗政府已請求蘇聯提供軍事援助。
12 月 27 日，在謝爾蓋·索科洛夫元帥的指揮下，蘇聯地面部隊從北部進入阿富汗。
上午，第103近衛“維捷布斯克”空降師降落在巴格拉姆機場，蘇軍在阿富汗的部署正
在進行中。進入阿富汗的蘇聯部隊，除第 103 近衛空降師外，由第 40 集團軍指揮，
包括第 108 和第 5 近衛機動步兵師、第 860 獨立機動步兵團、第 56 獨立空降突擊
旅和第 36 混合航空軍。後來第 201 和第 68 機動步兵師也與其他較小的部隊一起進
入了阿富汗。 總之，最初的蘇聯軍隊大約有 1,800 輛坦克、80,000 名士兵和 2,000
輛 AFV(裝甲戰鬥車輛)。僅在第二週，蘇聯飛機就總共有 4,000 架次飛往喀布爾。
隨著後兩個師的到來，蘇聯總兵力增加到超過 100,000 人。
蘇聯干預的國際局勢
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國家的入侵震驚了國際社會，也引起了鄰國巴基斯坦的恐慌。 來
自 34個伊斯蘭國家的外交部長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蘇聯的干預，並要求“立即、緊
急和無條件地，從阿富汗這個穆斯林國家撤出蘇聯軍隊”。 聯合國大會以 104 票對
18 票通過了一項抗議蘇聯干預阿富汗的決議。 根據政治學家吉爾斯·凱佩爾 (Gilles
Kepel) 的說法，蘇聯的干預或“入侵”在西方被“恐怖地看待”，被認為是 19 世紀英國
擔心的地緣政治“大博弈”的“新轉折”。俄羅斯尋求進入印度洋地區並構成“對西方安
全的威脅”，明確違反了“1945年在雅爾塔約定達成的世界力量平衡”。
在美國，民眾的普遍感覺是，如果對蘇聯不作為，可能會鼓勵莫斯科更具有野心的
行動。所以吉米卡特總統，對輸往蘇聯的穀物等大宗商品的運輸，實行貿易禁運，
同時以美國為首抵制 1980 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此次蘇聯的干預以及後面的伊朗
革命、人質對峙等其他同時發生的事件表明，美國外交政策在廣泛的世界各地都被
打擊。
龐大的蘇聯軍隊入侵了阿富汗這個不結盟的小國，阿富汗迄今為止還不是蘇聯的一
個被佔領的衛星國。 [...] 這無情的違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 [...] 如果蘇聯人
在這次入侵中受到最終成功的鼓舞，如果他們保持對阿富汗的支配地位，然後將控制
權擴展到鄰國，那麼整個世界的穩定、戰略與和平平衡將被改變。這將威脅到所有國
家的安全，當然包括美國、我們的盟友和我們的朋友。— 美國總統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於 1980 年 1 月 4 日向全國發表講話
中國也譴責蘇聯導致的阿富汗政變及蘇聯的軍事集結，稱其對中國安全也構成威脅
（蘇聯和阿富汗都與中國接壤），這是十多年來蘇聯擴張主義最嚴重的升級，這個
升級也警告其他與蘇聯關係密切的第三世界領導人。鄧小平副總理熱烈讚揚阿富汗
人民的“英勇抵抗”。北京還表示，世界對1979年的中越戰爭反應平淡，鼓勵了蘇聯
人放心入侵阿富汗。
華沙公約集團的國家（不包括羅馬尼亞）公開支持干預；然而，1980 年 6 月的新
聞報導顯示，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私下通知蘇聯，入侵是一個破壞性的錯誤。
軍事援助
許多國家都提供武器供應給反抗軍。美國秘密購買以色列繳獲的所有蘇聯武器，然後
將這些武器輸送給聖戰者組織，而埃及則升級其軍隊的武器，並將舊武器送給激進分
子。土耳其將其二戰庫存出售給阿富汗軍閥，英國和瑞士在發現吹管導彈和歐瑞康高
射砲對本國軍隊來說是劣質品後，分別提供這些軍備給阿富汗反抗軍。 中國則提供了
適當的武器，這可能是由於他們自己在游擊戰方面的經驗，並詳細記錄了所有的輸送
記錄。
冷戰的狀態
在範圍更大的冷戰局勢中，1978 年至 1979 年阿富汗的動盪，同時也在西南亞發生
劇烈變化，這一切都改變了兩個超級大國的性質。 1979 年 2 月，伊朗革命將美國
支持的沙阿(伊朗的國王名ˊ，當時是巴勒維國王)趕出了伊朗。 美國隨後在波斯灣和阿
拉伯海部署了 20 艘船隻，其中包括兩艘航空母艦，美國和伊朗之間不斷有摩擦存在
可能導致戰爭。
美國觀察家認為，隨著 1970 年代後半期，第三世界國家出現幾個親蘇政權（如:尼
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亞(Ethiopia，衣索比亞)），全球力量平衡已經轉移到蘇聯那一邊
，阿富汗的行動表明蘇聯的擴張主義。
1979 年 3 月，以色列和埃及簽署了美國支持的和平協議。蘇聯領導人認為該協議為
美國帶來了重大優勢。一份蘇聯報紙稱埃及和以色列現在是“五角大樓的憲兵”。蘇聯
人不僅將該條約視為他們在埃及的昔日盟友與美國支持的以色列人之間的和平協議，
而且還視為一項軍事協議。此外，美國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了 5,000 多枚導彈，而蘇聯
此前與伊拉克的牢固關係最近有所惡化，因為伊拉克在 1978 年 6 月開始和西方世界
建立友好關係，也購買了法國和意大利製造的武器。雖然絕大多數武器仍然來自蘇聯
、華沙公約國家和中國。
1979.12~1980.02 蘇聯的佔領和國家動盪
戰爭的第一階段始於蘇聯對阿富汗的干預以及和各種反抗團體的第一次戰鬥。 蘇聯
軍隊沿著兩條地面路線和一條空中走廊進入阿富汗，迅速控制了主要的城市中心、
軍事基地和戰略設施。然而，蘇聯軍隊的存在並沒有起到穩定國家的預期效果。相
反，它加劇了民族主義情緒，導致叛亂進一步蔓延。 阿富汗的新領導人巴布拉克·卡
馬爾指責蘇聯加劇了騷亂，並要求第 40 軍介入平息叛亂，因為事實證明他自己的軍
隊不可靠。因此，蘇聯軍隊發現自己被捲入了與城市起義、部落軍隊（稱為 lashkar）
有時必須與叛亂的阿富汗軍隊作戰。這些部隊大多在開闊(Open)的場域作戰，蘇聯
的空中力量和大砲對它們的作用不大。
蘇聯的佔領在廣大阿富汗民眾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懼和不安。蘇聯人認為，在擺脫阿富
汗“殘暴”的群眾派政權後，他們的存在會被阿富汗社會接受，但事實並非如此。 1980
年 1 月的第一周，喀布爾市對蘇聯士兵的襲擊變得普遍，單獨的士兵經常在光天化日
之下被平民暗殺。那年夏天，許多執政黨成員也在個人發起的襲擊中被暗殺。 1981 年
1 月，蘇聯軍隊因恐怖主義遭受傷亡後，停止在喀布爾街頭上巡邏，將責任移交給阿
富汗軍隊。喀布爾的緊張局勢在 1980 年 2 月 22 日的三胡特(3 Hoot)起義期間達到頂
峰，當時蘇聯士兵停止所有軍事行動採取自衛措施。 在 1980 年 4 月和 5 月的學生示
威期間，城市起義再次發生危險的轉變，其中有數十名學生被士兵和 PDPA 同情者殺
害。
反對蘇聯軍隊的存在，在全國范圍內是巨大的，跨越了地區、種族和語言界限。在阿
富汗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人團結起來反對入侵的外國勢力。入侵幾天后，在坎大
哈，平民起義反對蘇聯士兵，殺死了一些人，導致蘇聯士兵撤回到基地。在這個城市
，1980 年 1 月至 2 月期間，有130 名 群眾派共黨黨員被謀殺。
1980~1985年的反游擊戰行動
戰爭現在發展成一種新的格局：蘇聯人佔領了城市和交通要道，而被蘇聯軍隊士兵稱
為“杜什曼”（意為“敵人”）的阿富汗聖戰者，分成小團體並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游擊
戰。該國近 80% 的地區不受政府控制。 蘇軍部署在東北部的戰略要地，特別是從鐵
爾梅茲(Termez)到喀布爾的公路沿線。在西方，蘇聯保持強大的存在以對抗伊朗的影
響。順便說一句，蘇聯特種部隊也會對伊朗領土進行秘密襲擊，以摧毀疑似聖戰者基
地，然後他們的直升機與伊朗噴氣式飛機也會進行交戰。 東北部的努爾斯坦省
(Nuristan)和阿富汗中部高地山區的哈扎拉賈特高地(Hazarajat，包含巴米揚省、戴孔
迪省、古爾省，一部分的加茲尼省、烏魯茲甘省、帕爾旺省、瓦爾達克省)等一些地區
幾乎沒有受到戰鬥的影響，幾乎完全獨立。
蘇聯軍隊定期對聖戰者控制區進行多師攻勢。 1980 年至 1985 年間，對具有重要戰
略意義的潘杰希爾山谷發動了九次攻勢，但政府對該地區的控制並未改善。與巴基斯
坦相鄰的省份也發生了激烈的戰鬥，那裡的城市和政府前哨不斷受到聖戰者的圍攻。
蘇聯的大規模行動會定期打破這些圍困，但蘇聯人離開，聖戰者就會返回。 在西部和
南部，戰鬥更加零星，除了赫拉特和坎大哈市，它們總是部分地被抵抗勢力控制。
蘇聯人最初並沒有預見到在反叛分子對戰鬥如此積極，並試圖淡化蘇聯軍為阿富汗軍
隊提供輕微援助的角色。然而，蘇聯人的到來，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因為它激怒而不
是安撫阿富汗人民，導致聖戰者的力量和人數增加。 最初，蘇聯人認為他們的部隊將
加強阿富汗軍隊的骨幹支撐力，並通過保護主要城市、交通線和運輸線來提供援助。
阿富汗軍隊的逃兵率很高，不願戰鬥，特別是因為蘇聯軍隊在他們駕駛裝甲車和大砲
時，將他們推入步兵角色。然而，阿富汗士兵如此低效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缺乏士氣，
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是真正忠於共產黨政府，而只是領薪水。
一旦發現蘇聯人必須親自作戰，他們就採取了平息叛亂的三種主要策略。 恐嚇是第一
種戰略，蘇聯人使用空中攻擊和裝甲地面攻擊來摧毀問題地區的村莊、牲畜和莊稼。
蘇聯人會轟炸靠近游擊隊襲擊蘇聯車隊，或已知支持抵抗組織的村莊。當地人民要么
逃離家園，要么死亡，因為蘇聯的日常襲擊使這些地區無法生活。他們想要迫使阿富
汗人民逃離家園，蘇聯希望剝奪游擊隊的資源和安全避難所。第二個策略包括顛覆，
這需要派遣間諜加入抵抗組織並報告信息，以及賄賂當地部落或游擊隊領導人停止叛
亂行動。最後，蘇聯人通過軍事突襲進入有問題的領土，以剷除游擊隊並限制他們的
行動方案。經典的搜索和摧毀行動是使用Mi-24 武裝直升機實施的，這些武裝直升機
將為裝甲車輛的地面部隊提供掩護。一旦村莊被蘇聯軍隊佔領，留下來的居民經常受
到審訊和折磨甚至殺害，以獲取信息。
為了配合他們的暴力手段來清除叛亂，蘇聯使用 KHAD（阿富汗秘密警察）收集情報
、滲透聖戰者組織、傳播虛假信息、賄賂部落民兵參與戰鬥並組織政府民兵。雖然不
可能確切地知道 KHAD在滲透聖戰組織方面有多成功，但人們認為他們成功地滲透了
許多位於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抵抗組。KHAD被認為在點燃抵抗組織之間的內
部競爭和挑撥政治分歧方面取得了特別的成功，有些組織由於內鬥而完全沒有行動
力。 KHAD在確保部落忠誠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其中許多部落關係都是反复無常
和暫時的。KHAD經常獲得中立協議，而不是有承諾的政治聯盟。 薩蘭多伊(Sarandoy)
是 KHAD 控制的政府民兵，在戰爭中取得了好壞參半的成功。豐厚的薪水和合適的
武器吸引了大量新兵加入這項事業，即使他們不一定是“親共產主義者”。問題是，他
們吸引的許多新兵實際上是聖戰者組織的戰士，他們會聯合起來採購武器、收集彈藥
和金錢，同時收集有關即將進行的軍事行動的情報。
1985年，LCOSF（蘇軍特遣隊）規模增至10.88萬人，全國戰火不斷升級，使1985年
成為戰爭最血腥的一年。然而，儘管遭受重創，聖戰者仍然能夠留在戰場上，主要是
因為他們每天吸收數千名新志願者，並繼續抵抗蘇聯。
卡馬爾政府的改革
蘇聯入侵後，巴布拉克·卡馬爾承諾進行改革，想贏得被阿富汗民眾的支持。 1980 年
4 月通過了臨時憲法《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基本原則》。從表面上看，這是一部民主憲
法，包括“言論自由權”和不允許“有悖於人尊嚴的酷刑、迫害和懲罰” . 卡馬爾政府由他
的旗幟派同僚與（親塔拉基的）群眾派以及各(政府單位)部會中的一些非共產主義者/
左派組成。
卡馬爾稱他的政權是“光榮的四月革命的新進化階段”，但他未能團結 PDPA。在許多阿
富汗人眼中，他仍被視為蘇聯的“傀儡”。
聖戰者的起義
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英國、埃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國
的協助下，阿富汗抵抗運動造成莫斯科高昂的軍事成本和緊張的國際關係。美國將阿
富汗衝突視為一場正式的冷戰鬥爭，中央情報局通過巴基斯坦情報部門在一項名為“旋
風行動”的計劃中向反蘇勢力提供援助。
巴基斯坦的西北邊境省份成為阿富汗抵抗戰士的基地，這些省份的德奧班迪教派(Deobandi
) 在阿富汗“聖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神學院(Madrasa Haqqaniyya) 成
為反蘇阿富汗戰士的重要組織和網絡基地。 除了金錢之外，穆斯林國家還提供了數千名
被稱為“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志願戰士，他們希望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發動聖戰。其中值
得注意的是一個名叫奧薩馬·本·拉登的年輕沙特人，他的阿拉伯團體最終演變成了基地組
織。儘管人數眾多，聖戰者的貢獻被稱為“戰鬥的奇特雜耍”， 其中估計只有 2000 人“在
任何時候”戰鬥，相比之下，大約有250,000 名阿富汗政府軍戰士和 125,000 名蘇聯軍隊。
聖戰士的努力有時也會適得其反，就像 1989 年 3 月的賈拉拉巴德戰役一樣。阿富汗共產
黨人在被蘇聯拋棄(蘇軍撤出)後，阿富汗政府軍並沒有馬上崩潰，而是集結起來打破賈拉
拉巴德的圍困局面，並贏得多年來政府軍的第一次重大勝利。這是因為有一輛卡車裝滿了
激進的非薩拉菲主義(原教旨主義)投降者屍體，共產黨人的屍體還特別被肢解，聖戰士
渴望向敵人展示異教徒的命運，但這反而激起政府軍的鬥志。 “賈拉拉巴德的解危成功
扭轉了政府因蘇軍撤出而士氣低落的局面，反而堅定了繼續戰鬥的決心，並讓共產政府
再活了三年。”
毛派游擊隊也很活躍，與宗教聖戰者相比，活動程度要小一些。這些團體中最著名的可能
是阿富汗人民解放組織 (SAMA)，該組織在戰爭初期發動了熟練的游擊戰術襲擊並控制了
喀布爾以北的一些領土。在 1986 年領導人法伊茲·艾哈邁德和穆拉維·達伍德去世後，毛
派的抵抗最終失去了步伐，並被嚴重削弱，這兩者都是和伊斯蘭黨聖戰士相互鬥爭的結果
。
阿富汗的抵抗運動在混亂中誕生，在混亂中蔓延和勝利，成功的抵抗運動並沒有一致
的成功方法。幾乎所有的戰爭都是由地區軍閥在當地發動的。隨著戰爭變得更加複雜
，外部支持和區域內軍閥ˋ之間的協調也在增長。即便如此，聖戰者組織和抵抗行動的
基本單位繼續反映著阿富汗社會高度分割的性質。
奧利維爾·羅伊估計，經過四年的戰爭，聖戰者部隊至少有 4,000 個基地在其中運作。
其中大部分都隸屬於總部設在巴基斯坦的七個外籍人士政黨，這些政黨作為供應來源
和不同程度的監督。重要的指揮官通常領導 300的士兵或更多的人，控制幾個基地並
控制一個地區或一個省的分區。嘗試在基地之上建立組織。不同聖戰士團體的行動範
圍差異很大，其中最雄心勃勃的是喀布爾北部潘杰希爾(Panjshir)山谷的艾哈邁德·沙
阿·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在蘇聯戰爭結束時，他領導了至少 10,000 名訓
練有素的士兵，在加入北方監督委員會後，他的控制區由塔吉克人區，擴大到了阿富
汗的東北部省份。
羅伊還描述了聖戰者組織的地區、種族和宗派差異。在東部、南部和西南部的普什圖
地區，部落結構及其許多敵對的分支為軍事組織和領導提供了基礎。動員可以很容易
地與部落 lashkar（戰鬥部隊）的傳統忠誠關係聯繫起來。在有利的情況下，這樣的
編隊可以迅速達到 10,000 多人，就像蘇聯在東部省份發動大規模進攻時發生的那樣
，聖戰者組織紛紛起來抵抗。或者當聖戰者包圍城鎮時，也可以迅速擴大編隊。例如
1983 年 7 月帕克蒂亞省的霍斯特(Khost)。 但在後一種類型的戰役中，單純的士兵人
數增加——通常在收穫季節完成後發生——在面對擁有現代武器、有良好防御時，被
證明已經過時了。眾所周知，部落lashkar的效期很短；長期圍攻某個地區很少成功。
非普什圖地區的聖戰者動員面臨非常不同的障礙。在蘇聯干預之前，很少有非普什圖
人擁有槍支。在戰爭初期，他們最容易從叛逃或遭到伏擊的軍隊或憲兵那裡獲得。國
際軍火市場和外國軍事支持往往最後只到達少數民族的地區。在北部地區，幾乎沒有
建立武裝抵抗的傳統。動員主要來自與伊斯蘭教密切相關的政治領導層。羅伊將阿富
汗波斯語和突厥語地區，宗教人物的社會領導與普什圖人的社會領導進行了對比。在
一個由普什圖人統治的地區中，少數民族的社區，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政治代表，少數
民族社區會期待虔誠的博學之士或有魅力的受人尊敬的 pirs（聖人）作為領導。伊斯
蘭教士容易在這樣的社區中成為領導，這樣的網絡很容易作為領導、組織、交流和灌
輸的基礎。這些網絡還提供了政治動員，從而導致了戰爭期間一些最有效的抵抗行動。
聖戰者偏好破壞行動。更常見的破壞類型包括破壞電力線、炸毀管道和廣播電台、炸
毀政府辦公樓、航站樓、飯店、電影院等。在與巴基斯坦接壤的邊境地區，聖戰者組
織通常每天會發射 800 枚火箭。 1985 年 4 月至 1987 年 1 月期間，他們對政府目標
進行了 23,500 多次砲擊。聖戰者會調查蘇聯砲兵哨所範圍內村莊，附近的可能的射擊
陣地，使村民面臨蘇聯報復的死亡危險。聖戰者大量使用地雷。通常，他們會爭取當
地居民甚至兒童來幫他們服務。
他們集中攻擊民用和軍事目標，炸毀橋樑，關閉主要道路，攻擊車隊，破壞電力系統
和工業生產，攻擊警察局和蘇聯軍事設施和空軍基地。他們暗殺政府官員和 PDPA 成
員，並圍攻小型農村的前哨。 1982 年 3 月，一枚炸彈在教育部爆炸，炸毀了幾座建
築物。同月，納格魯發電站輸電線路上的一座電力塔被炸毀，大面積停電使喀布爾陷
入黑暗。 1982 年 6 月，一支約 1000 名被派往潘杰希爾山谷工作的年輕共產黨員，
在距離喀布爾 30 公里位置時遭到伏擊，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1985 年 9 月 4 日，叛
亂分子擊落了一架從坎大哈機場起飛的國內線巴赫塔航空公司飛機，機上 52 人全部
遇難。
以暗殺為專長的聖戰組織，一個小組會有三到五名男子。他們接到刺殺某些官員的任
務後，會忙著研究他的生活模式和細節，然後選擇完成任務的方法。他們練習向汽車
射擊、從汽車上射擊、在政府住所或房屋中埋設地雷、使用毒藥、在運輸途中中安裝
炸藥。
1985 年 5 月，七個主要的反叛組織組成了七黨聖戰者聯盟，以協調他們對蘇軍的軍
事行動。 1985 年末，這些團體活躍在喀布爾及其周邊地區，發動火箭襲擊並開展反
對共產黨政府的行動。
攻擊蘇聯內部領土
據凱西(美國CIA局長)的行政助理羅伯特·蓋茨和穆罕默德·優素福(巴基斯坦三軍情報
局準將，曾是阿富汗行動的負責人)說，為了煽動蘇聯伊斯蘭民眾的動亂和叛亂，從
1984 年底開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鼓勵聖戰者武裝分子到蘇聯境內發動暴
力破壞和襲擊。叛軍於 1985 年春季開始跨界襲擊蘇聯。 1987 年 4 月，三支獨立的
阿富汗叛軍小組在三軍情報局的指導下，對跨越蘇聯邊境的多個目標發動了協調一致
的猛烈襲擊，並在襲擊烏茲別克斯坦工廠的情況下，襲擊深度超過 16 公里（10 英里
）。 ) 進入蘇聯領土。作為回應，蘇聯明確的威脅要入侵巴基斯坦以阻止跨境襲擊：
不過蘇聯最終沒有襲擊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抵抗組織也沒有更多的越境襲擊。
媒體的反應
國際新聞界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各不相同。美國主要的電視台都對聖戰者表示同情。最
引人注目的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記者丹拉瑟，他在 1982 年指責蘇聯人“種族滅絕”
，將他們比作希特勒。 不同於最多60 分鐘的新聞報告。 1987 年，CBS 製作了一部關
於戰爭的完整紀錄片。尼曼報告(Niemen Reports) 的回顧性評論批評主流電視台對“
聖戰士對抗邪惡帝國的藍波式鬥爭”的偏見呈現。
讀者文摘對阿富汗聖戰者持非常正面的看法，這與他們通常對伊斯蘭戰士的看法相反。
該刊物讚揚了他們的殉難以及他們使蘇聯陷入越南戰爭式災難中的作用。
至少有一些人，比如左翼記者亞歷山大·科克本 (Alexander Cockburn) 沒有對阿富汗表
示同情，他批評阿富汗是“一個無法形容的國家，到處都是無法形容的人、混混和走私
者，他們在閒暇時間提供了一些有史以來滲透西方世界，的最糟糕的藝術和手工藝品.
我對那些跪在俄羅斯長靴下的人表示同情，但如果有一個國家應該被強姦，那就是阿
富汗。”另一方面，羅伯特 D. 卡普蘭認為將聖戰者視為“野蠻”的看法是不公平的：“關
於聖戰者野蠻行徑的文獻記載相對較少，僅涉及敵軍。他們對平民的殘忍在戰爭期間
是聞所未聞的，而蘇聯對平民的殘忍報導的很普遍。”卡普蘭認為，美國新聞對聖戰者
事業缺乏興趣，在一個貧窮的小國和一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中，美國媒體並不缺乏
興趣，但是巨大分歧的結果，使媒體報導的偏袒聖戰士，如果對雙方都平衡報導將無
利可圖。卡普蘭指出，“美國的電視公司都沒有一個戰爭局的編制”，如果電視攝影師
冒險跟隨聖戰者，艱困的處境，例如“為了吃很少的食物跋涉了幾個星期，結果病倒了
，餓得半死”，使得詳細報導聖戰士變得不可能。 1984 年 10 月，蘇聯駐巴基斯坦大
使維塔利·斯米爾諾夫 (Vitaly Smirnov) 告訴法新社，"與聖戰者同行的記者將被殺害。
我們在阿富汗的蘇聯部隊將幫助阿富汗軍隊做到這一點。" 與越南和黎巴嫩不同，阿
富汗的衝突模式是乏味的，沒有“戴著大頭盔的大"兵”或“穿著邁克爾杰克遜(Michael
Jackson) T 恤的手持步槍的什葉派恐怖分子，他們沒有"搖滾視頻"能提供有趣的"新聞
廣播的視覺材料"。
1985~1989 蘇聯離開和變更領導權
外交的努力
早在 1983 年，巴基斯坦外交部就開始與蘇聯合作，讓他們從阿富汗撤出，這是由外交
部長雅庫布·阿里·汗(Yaqub Ali Khan)和庫爾希德·卡蘇里(Khurshid Kasuri)領導的倡議。
儘管積極支持叛亂團體，但巴基斯坦人仍然同情蘇聯在恢復和平面臨的挑戰，最終探索
了在阿富汗前君主查希爾沙阿領導下建立臨時政府的可能性，但這沒有得到巴基斯坦總
統齊亞哈克Zia-ul-Haq的授權。 總統在杜蘭德線的立場和沙阿國王不同。1984-85年，
外交部長雅庫布·阿里汗對中國、沙特阿拉伯、蘇聯、法國、美國和聯合王國製定一個框
架。 1987年7月20日，蘇聯宣布從阿富汗撤軍。蘇聯軍隊的撤退是由鮑里斯·格羅莫夫中
將計劃的，他當時是第 40 集團軍的指揮官。
1985年四月~1987年一月: 撤出策略
蘇聯退出的戰略的第一步是將與聖戰者作戰的重擔，轉移給阿富汗武裝部隊，目的是讓
他們準備好在沒有蘇聯幫助下，能開展行動。在此階段，蘇聯特遣隊僅限於通過提供火
砲、空中支援和技術援助來支持 阿富汗政府軍，儘管一些大規模行動仍由蘇聯軍隊執行。
1986 年，在蘇聯的指導下，政府軍的武裝部隊的官方編制達到 302,000 人。為了盡量減
少政變的風險，他們分為不同的分支，每個分支都模仿蘇聯的軍隊編制。國防部有 132,000
人，內政部有 70,000 人，國家安全部（KHAD）有 80,000 人。然而，這些只是理論上
的數字：實際上，每個軍種都飽受逃兵之苦，僅軍隊每年就有 32,000 人的逃兵損失。
阿富汗政府軍和聖戰士的交戰決定主要是由蘇聯人做出的，但遭到阿富汗人民民主黨(PDPA)
的不滿，他們對他們的保護者(蘇聯)的離開沒有甚麼感覺。 1987 年 5 月，一支政府軍
部隊襲擊了阿甘達布(Arghandab)區有堅強防禦的聖戰者陣地，但聖戰者堅守陣地，襲
擊者傷亡慘重。 1986 年春天，對帕克蒂亞省的進攻短暫佔領了扎瓦爾(Zhawar)的聖戰
者基地，但損失慘重。 與此同時，聖戰者受益於美國、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其他穆
斯林國家擴大的外國軍事援助。美國支持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領導的阿富汗抵抗力量，
在美國軍方和情報部門稱之為“旋風行動”的里根(Reagan)政府期間，美國對馬蘇德軍隊
的支持大大增加。支持馬蘇德的主要倡導者包括兩位傳統基金會外交政策分析師邁克爾
·約翰斯和詹姆斯·A·菲利普斯，他們都支持馬蘇德作為里根主義下最值得美國支持的阿
富汗抵抗領袖。
1986年五月~1988年 納吉布拉(Najibullah)改革
傀儡政權卡馬爾總統的政府基本上是無效的。它被 PDPA 和 旗幟派內部的分歧削弱了，
該政權擴大支持基礎的努力被證明是徒勞的。莫斯科開始將卡馬爾視為失敗者，並將問
題歸咎於他。多年後，當卡馬爾鞏固政府的能力變得明顯減弱時，時任蘇共總書記的米
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說：“到目前為止，全國沒有統一的主要原因是卡馬爾同志希望繼續
執政。在我們的幫助下在喀布爾。”卡馬爾的全國統一計劃只涉及那些沒有拿起武器反對
該政權的人，甚至要求蘇聯軍隊在與聖戰者進行任何談判之前，先封鎖與巴基斯坦的邊
界。蘇聯決定從阿富汗的領導層中除掉卡馬爾。
1986年5月，阿富汗秘密警察（KHAD）前局長穆罕默德·納吉布拉當選總書記，後任革
命委員會主席。當時阿富汗民眾對這位相對年輕的新領導人知之甚少，但他迅速進行了
改革，希望改變國家局勢並贏得蘇聯共產黨專家的支持。作為普什圖語和達里語兩種語
言的雄辯家，納吉布拉與老一輩的阿富汗人交往，會將自己和國家都描述為伊斯蘭教徒
，有時支持引用古蘭經節選的演講。一些囚犯被釋放，而喀布爾自 1980 年以來實行的
宵禁也被取消。他還恢復了被革命委員會和政治局開除的反卡馬爾的旗幟派人士。
1987年初，納吉布拉總統發起了“民族和解”計劃，其目標是團結全國，結束持續七年的
戰爭。他表示願意與聖戰者抵抗組織進行談判，允許 PDPA 以外的其他政黨積極參與，
並表示流亡的查希爾沙阿國王可以參與這一進程。 1986 年 12 月他啟動了六個月的停
火。他的政府也對蘇聯集團以外的外國遊客更加開放。 1987年11月，納吉布拉召集了
由當局選出的支爾格大會(各地的領袖或派閥)，成功通過了阿富汗新憲法，建立了總統
制，議會選舉產生兩院制議員。憲法宣布“伊斯蘭教的神聖宗教”為國教，保障個人的民
主權利，使組建“政黨”合法化，並促進各部落和民族之間的平等。 儘管寄予厚望，但新
政策在重新獲得民眾支持和消解抵抗方面的影響有限，部分原因是人民對 PDPA 和 KHAD
的高度不信任以及納吉布拉還是對莫斯科宣示忠誠。
作為新結構的一部分，1988 年舉行了全國議會選舉，以選舉新的國民議會成員，這是
阿富汗 19 年來的首次此類選舉。
統一的協商
前國王查希爾沙阿仍然是大多數阿富汗人尊崇的人物。聯合國的迭戈·科多韋斯 (Diego
Cordovez) 也承認，在蘇聯軍隊離開後，國王是政治解決戰爭的潛在關鍵。 1987 年的
民意調查還顯示，他是一個受歡迎的人物，可以領導 DRA 政權(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和
聖戰者派之間的潛在聯盟，國王同時反對不受歡迎但強大的游擊隊領導人古爾布丁·希
克馬蒂亞爾，而希克馬蒂亞爾也強烈反對國王的回歸。不過巴基斯坦也反對這一位前
國王，並拒絕向這位前國王發放簽證，這樣國王就無法和聖戰者進行潛在的談判。巴基
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和他的軍隊決心讓一位保守的伊斯蘭盟友在喀布爾掌權。
1988年四月: 日內瓦協定
經過長時間的談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於 1988 年簽署了《日內瓦協定》。在蘇聯和
美國的支持下，這兩個亞洲國家同意不以任何形式干涉對方領土，在巴基斯坦的阿富
汗難民自願返回。兩個超級大國也同意停止干涉阿富汗，其中包括蘇聯撤軍。
聯合國設立了一個特別特派遣團來監督這一進程。通過這種方式，納吉布拉總統已經穩
定了他的政治地位，也可以開始配合莫斯科的撤軍行動。除其他外，日內瓦協議確定了
美國和蘇聯不干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內政，以及蘇聯全面撤軍的時間表。撤軍協議達成
，1989 年 2 月 15 日，最後一批蘇聯軍隊如期離開阿富汗。
1987年一月~1988年二月: 蘇聯撤軍
1985 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晉升為總書記，以及他對外交和國
內政策的“新思想”可能是蘇聯決定退出的一個重要因素。戈爾巴喬夫一直試圖將蘇聯從
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經濟停滯狀態中解脫出來，並通過開放和改革政策來改革蘇聯的經
濟和形象。戈爾巴喬夫還試圖通過 1987 年與美國簽署《中程核力量條約》並從阿富汗
撤軍來緩解冷戰緊張局勢，蘇聯入侵阿富汗引起這麼多的國際譴責。戈爾巴喬夫認為與
中國的對抗，以及由此導致的在邊境上的軍事集結，是為勃列日涅夫最大的錯誤之一。
北京規定，關係正常化必須等到莫斯科從阿富汗撤軍，並且1988 年，中蘇 30 年來首次
會晤。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向他在安哥拉的古巴盟友施壓，要求其縮減活動並撤退軍
隊，儘管古巴在安哥拉的情況要好一些。蘇聯還在 1987 年從蒙古撤出了許多軍隊，蘇
聯軍隊在那裡的日子也比在阿富汗輕鬆得多，並在 1988 年蘇聯說服越南，對柬埔寨的
入侵限制在一定的範圍，日後甚至全面撤軍。 蘇聯軍隊從這些衝突地區的大規模撤出表
明，蘇聯政府決定離開阿富汗，是基於蘇聯外交政策的總體變化——從對抗到盡可能避
免衝突。
在最後階段，蘇軍準備並執行了從阿富汗的撤退，同時限制了尚未撤出的人發動進攻
行動。
到 1987 年年中，蘇聯宣布將開始撤軍。 西卜加圖拉·穆賈迪迪(Sibghatullah Mojaddedi)
被選為阿富汗臨時伊斯蘭國的領導人(由伊斯蘭宗教會議選出，非蘇聯指定)，他不認為
莫斯科支持的喀布爾政權有合法性。作為阿富汗臨時政府首腦的莫賈迪迪會見了時任美
國副總統喬治·H·W·布什，為阿富汗抵抗運動取得了重要的外交勝利。擊敗喀布爾政府
是他們尋求和平的辦法。他們也不信任聯合國，這實際上保證了他們拒絕接受政治妥協。
1988 年 9 月，蘇聯 MiG-23 戰鬥機擊落了兩架侵入阿富汗領空的伊朗 AH-1J“眼鏡蛇”。
"治安官"(Magistral)行動是蘇聯人進行的最後一次進攻行動之一，這是一次成功的掃蕩
行動，清除了加德茲(帕克蒂卡省)和霍斯特(霍斯特省)之間的道路。這次行動對沖突的
結果以及在西方人眼中，蘇聯人的政治和軍事地位都沒有產生任何持久的影響，而是一
個像徵性的姿態，雖然贏得了勝利，但標誌著他們在該國受到廣泛的譴責。
蘇聯特遣隊的前半部分於1988年5月15日至8月16日撤出，第二部分於1989年11月15日
至2月15日。為了確保安全通行，蘇軍與當地聖戰組織指揮官談判停火，因此撤出一般
是和平執行， 除了“颱風”行動。
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將軍命令第40集團軍違反與潘杰希爾河谷指揮部隊的艾哈邁德·
沙阿·馬蘇德的協議，攻擊他因為鬆懈而暴露的部隊。蘇聯軍發動進攻是為了保護納吉布
拉，納吉布拉沒有與馬蘇德達成停火協議，所以他理所當然地認為，蘇聯撤退後馬蘇德的
軍隊會對他發動進攻。第 40 集團軍司令格羅莫夫將軍反對這次行動，但不情願地服從了
命令。 “颱風行動”始於1月23日，持續了三天。為了盡量減少自己的損失，蘇聯人放棄了
近距離戰鬥，而是使用遠程火砲、地對地和空對地導彈。據報導，有無數平民傷亡。馬蘇
德的軍隊並沒有威脅到撤軍，也沒有在蘇聯違反協議後攻擊蘇軍。總的來說，蘇聯的進攻
代表了馬蘇德軍隊的失敗，馬蘇德軍損失了 600 名戰士。
蘇聯軍撤出後，政府軍部隊只能獨自作戰，不得不放棄一些省會，人們普遍認為他們無法
長期抵抗聖戰者。然而，在 1989 年春天，政府軍部隊在賈拉拉巴德對聖戰者造成了重大
損失。美國在實現了迫使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的目標後，也逐漸脫離了阿富汗。
撤軍的原因
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導致阿富汗政權最終失敗的一些原因包括:
*1980 年的蘇聯軍隊在中歐接受了大規模常規戰爭的訓練和裝備，以對抗這個情境的類
似對手，也就是使用裝甲和機動車輛的步槍編隊。這對於在阿富汗崎嶇地形中，使用打
了就跑的小規模游擊隊戰術無效。龐大的紅軍編隊機動性不夠，無法與容易合併地形優
勢的聖戰者小隊交戰。 採取既定戰略的態勢，還意味著蘇聯部隊不鼓勵“戰術主動性”，
這在反叛亂戰爭中至關重要，因為它“往往會延誤作戰時機”。
*蘇聯對聖戰者的據點進行了大規模進攻，例如在潘杰希爾山谷，雖然暫時清理了這些
區域，並殺死了敵方戰鬥人員，還有許多平民。最大的缺點是，一旦蘇聯軍真正與敵人
交戰，他們一旦行動完成就撤退，並未能堅守陣地。而殺害平民進一步疏遠了阿富汗人
，帶來了長期的不良影響。
*蘇聯人沒有足夠的人手來打反叛亂戰爭（COIN），他們的部隊也沒有動機。戰爭期間
蘇聯軍隊的最高人數為115,000人。這些部隊大部分是應徵入伍的士兵，這導致他們的
機動步槍編隊的戰鬥表現不佳。然而，蘇聯確實擁有需要的精銳步兵部隊，例如著名的
特種部隊、VDV 和他們的偵察步兵。他們精銳部隊的問題不在於戰鬥力，而在於數量不
夠，而且使用不當。
*情報收集對於成功的反叛亂戰爭至關重要，但不夠充分。蘇聯人過度依賴不太準確的
空中偵察和無線電攔截，而不是他們的偵察步兵和特種部隊。儘管他們的特種部隊和
偵察步兵部隊在與聖戰者的戰鬥中表現非常出色，但他們本可以更好地服務於情報收
集。
*阿富汗的“民族解放戰爭”對蘇聯自己宣揚的“人民(共黨)革命”的概念，是一大諷刺。使
得領導層無法用"革命"來自圓其說。除其他外，蘇聯媒體多年來一直壓制戰爭(有多糟糕)
的真相，當它無法進一步隱瞞時，引起了民眾強烈的反感。
空中戰爭
蘇聯和阿富汗政府軍戰機在巴基斯坦空中
蘇聯和阿富汗政府軍空軍的噴氣式戰鬥機和轟炸機偶爾會進入巴基斯坦領空，瞄準巴基
斯坦境內的阿富汗難民營。為了對抗蘇聯的戰機，美國開始向巴基斯坦提供 F-16 戰機。
這些 F-16 噴氣式飛機缺乏發射雷達製導超視距導彈的能力，因此需要接近對手才能使
用 AIM-9P 或更先進的 AIM-9L 響尾蛇熱尋飛彈或 20 毫米火神砲。 1986 年 5 月 17 日，
兩架巴基斯坦空軍 (PAF) F-16 在巴基斯坦領空附近攔截了兩架屬於阿富汗民主共和國(
政府軍)空軍 (DRAAF) 的 Su-22M3K。 巴基斯坦官員堅稱，屬於 DRAAF 的兩架戰鬥機都
被擊落，而阿富汗官員證實僅損失了一架F-16戰鬥機。這次戰鬥之後，巴基斯坦阿富汗
難民營的襲擊次數大幅減少。 1987 年 4 月 16 日，一組 PAF F-16 再次追擊了兩架
DRAAF Su-22，並成功擊落了其中一架並俘獲了其飛行員。 1987 年，蘇聯報告說，巴
基斯坦戰鬥機侵入阿富汗領空，企圖騷擾像霍斯特這樣被圍困的城市，他的駐軍的空中
補給。 1987 年 3 月 30 日，兩架 PAF F-16 擊落了一架 An-26 貨機，機上 39 名人員全
部遇難。在接下來的幾年裡，PAF 聲稱擊落了幾架 Mi-8 運輸直升機，另一架 An-26 在
1989 年執行偵察任務時被擊落。 1987 年，兩架 PAF F-16 伏擊了四架正在轟炸聖戰者
補給基地的 Mig-23。在衝突中，一架 PAF F-16 在被第二架 PAF F-16 發射的 AIM-9 響
尾蛇意外擊中。巴基斯坦空軍飛行員降落在阿富汗領土上，然後被聖戰者組織連同他的
飛機殘骸一起走私回巴基斯坦。然而，一些俄羅斯消息來源聲稱 F-16 被 Mig-23 擊落，
儘管蘇聯 Mig-23 沒有攜帶空對空導彈。
1988 年 8 月 8 日，亞歷山大·魯茨科伊上校率領一群蘇霍伊 Su-25 戰鬥機襲擊了巴基斯
坦米拉姆沙的一個難民營。他的戰鬥機被兩架 PAF F-16 攔截並擊落。 魯斯特科伊上校降
落在巴基斯坦領土上並被俘。他後來被交換回蘇聯。一個月後，大約 12 架 Mig-23 進入
巴基斯坦領空，目的是引誘巴基斯坦 F-16 進行伏擊。兩架 PAF F-16 飛向蘇聯戰鬥機。但
蘇聯雷達未能探測到低空飛行的 F-16，其中一架 F-16 發射的響尾蛇損壞了一架 Mig-23。
然而，損壞的 Mig-23 設法回到了家。兩架 Mig-23 與兩架 PAF F-16 交戰。巴基斯坦官員
表示，兩架 Mig-23 都被擊落。然而，蘇聯的記錄顯示，當天並沒有損失更多的飛機。最
後一次空中交戰發生在 1988 年 11 月 3 日。一架屬於 DRAAF 的 Su-2M4K 被巴基斯坦空
軍噴氣式飛機擊落。
在整個衝突期間，巴基斯坦空軍的 F-16 擊落了 10 架入侵巴基斯坦領土的蘇聯飛機。然
而，蘇聯的記錄只確認了五次擊殺（三架 Su-22、一架 Su-25 和一架 An-26）。一些消
息來源顯示，巴基斯坦空軍在戰爭期間至少擊落了十幾架飛機。然而，這些擊落數並未
得到官方承認，因為它們發生在阿富汗領空，承認這些擊落數意味著阿富汗領空受到了
巴基斯坦空軍的侵犯。總的來說，巴基斯坦空軍的 F-16 擊落了幾架 MiG-23、Su-22、
一架 Su-25 和一架 An-24，而只損失了一架 F-16。
毒刺(Stinger)飛彈和毒刺效應
1986 年 9 月推出的個人、便攜式、紅外制導地對空“毒刺”導彈是否是戰爭的轉折點是
有爭議的。許多西方軍事分析家認為毒刺的殺傷率約為 70%，並且在戰爭的最後兩年
中擊落了 350 多架蘇聯或阿富汗政府軍飛機和直升機中的大部分。一些軍事分析家認
為它是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創造了“毒刺效應”一詞來描述它。 威爾遜聲稱，在毒刺
飛彈之前，聖戰者從未贏得與蘇聯人的對陣戰，但在引入之後，聖戰者再也沒有輸過一
場。
然而，這些統計數據是基於聖戰者的自我報告，其可靠性未知。然而，一位俄羅斯將軍
聲稱，美國“極度誇大”了戰爭期間蘇聯和阿富汗的飛機損失。根據蘇聯的數據，1987-
1988 年間，只有 35 架飛機和 63 架直升機因各種原因摧毀。 巴基斯坦軍隊向敵機發射
了 28 發毒刺飛彈，但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許多俄羅斯軍事分析家傾向於對毒刺飛彈的影響不屑一顧。蘇聯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
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決定在聖戰者組織發射第一枚毒刺導彈的前一年從阿富汗
撤軍，這是出於美國的制裁而非軍事損失。毒刺飛彈一開始確實產生了影響，但在幾個
月內敵軍就安裝了照明彈、信標和排氣擋板來迷惑導彈，同時還開發了夜間作戰和緊貼
地形的戰術，以防止叛軍獲得清晰的射擊機會。到 1988 年，聖戰者幾乎停止使用飛彈
向他們開火。 毒刺飛彈基本上迫使蘇聯直升機和地面攻擊機從更高的高度以較低的精
度進行轟炸，但並沒有比中國重機槍和其他不太先進的防空武器擊落的飛機還多。
後續
蘇聯集團的衰弱
根據學者拉斐爾·魯文尼和阿西姆·普拉卡什的說法，戰爭破壞了蘇聯紅軍戰無不勝的
形象，破壞了蘇聯政權的合法性，並創造了新的政治參與形式，從而導致了蘇聯的垮
台。
這場戰爭在蘇聯造成了黨和軍隊之間的裂痕，在那裡，利用蘇聯軍隊維護蘇聯海外利益
的有效性受到質疑。在非俄羅斯共和國，軍隊的失敗鼓舞了那些對獨立感興趣的人。在
俄羅斯，戰爭在黨和軍隊之間造成了分歧，改變了領導人用軍事打擊反蘇抵抗能力的看
法（就像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56 年的匈牙利和 1953 年的東德）。由於這場戰
爭被視為“非蘇聯人與阿富汗人進行的一場蘇聯戰爭”，在蘇聯之外，它削弱了蘇聯作為
跨國政治聯盟的合法性。戰爭以新的退伍軍人（阿富汗）民間組織的形式創造了新的政
治參與形式，削弱了共產黨的政治霸權。它還開啟了新聞和媒體的轉型，並在公開透
明的情況下繼續進行改革。
內戰
戰爭並沒有隨著蘇聯軍隊的撤離而結束。蘇聯在深冬離開阿富汗，喀布爾官員有恐慌
的跡象。阿富汗聖戰者準備在必要時攻擊省級城鎮，並最終攻擊喀布爾。總書記穆罕
默德·納吉布拉 (Mohammed Najibullah) 的政府雖然未能贏得國內民眾的支持或國際認
可，但仍能一直執政到 1992 年。喀布爾陷入僵局，暴露了聖戰者在政治和軍事上的
弱點。但近三年來，在納吉布拉政府成功抵禦聖戰者襲擊的同時，政府內部的派系也
與其對手建立了聯繫。
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於 1989 年與阿富汗領導人穆罕默德·納吉布拉合作
提出了一項和平計劃，要求蘇聯和美國分別停止對政府和游擊隊的援助，以實現停火
和和平談判。納吉布拉尋求美國合作以達成政治解決方案。 然而，新當選的喬治·H·
W·布什政府拒絕了該計劃，期望通過戰鬥贏得戰爭。幾乎在蘇聯撤軍後，聖戰者組
織就在巴基斯坦跨軍種情報局 (ISI) 的哈米德·居爾 (Hamid Gul) 煽動的計劃中襲擊了
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 美國人和巴基斯坦人都預計賈拉拉巴德會迅速落入游擊隊的手
中，並最終在喀布爾取得勝利。阿富汗軍隊在沒有蘇聯軍隊的情況下證明了他們的能
力，因為他們設法抑制了聖戰者的攻擊，導致聖戰者的重大失敗。
賈拉拉巴德的勝利使納吉布拉政府相信它可以實現政治解決方案，特別是涉及前共產
黨人和反對派中溫和派的解決方案。 與阿富汗和蘇聯政府一樣，中國也公開表示支持
建立一個“基礎廣泛”的政府，伊朗也支持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中國和伊朗都是支持游
擊隊的國家。但美國和巴基斯坦仍然致力於軍事解決方案。此外，阿富汗政府可以聲
稱，賈拉拉巴德的轟炸是美國和巴基斯坦使用美國武器策劃的，造成數千平民喪生，
城市的大部分遭到破壞。
1990 年 12 月，美國和蘇聯接近達成協議，停止向阿富汗內戰的雙方供應武器，但未
能就日期達成一致。蘇聯撤軍兩年後，游擊隊只獲得了一個省會塔林科特(烏魯茲甘省)
，由當地部落首領安排投降。 然而，在 1991 年 3 月， 游擊隊首次靠戰爭贏得了一座
城市：霍斯特市(霍斯特省)，由於該市得到當地共產黨官員的大力支持，因此有"小俄
羅斯"暱稱。 然而，游擊隊未能如美國和巴基斯坦所期望的那樣，徹底擊敗阿富汗政府
軍，但納吉布拉政府也未能在戰場上取勝。 這種情況在 1991 年 8 月的蘇聯政變後結
束——據俄羅斯公關人員安德烈·卡拉烏洛夫稱，納吉布拉失去權力的主要因素是，俄
羅斯在 1992 年出於政治原因，拒絕向阿富汗出售石油產品（鮑里斯·葉利欽新政府）
，他不想支持前共產黨人，這引發了對阿富汗的禁運。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將軍
和他的烏茲別克民兵於 1992 年 3 月叛逃，進一步破壞了納吉布拉對國家的控制。4 月
, 納吉布拉和他的共產黨政府落入了聖戰者的手中，後者用一個新的國家管理委員會取
代了納吉布拉。
前聖戰者游擊隊在 1979 年至 1992 年期間從未接受過統一指揮，所以未能在 1992 年
建立正常運作的聯合政府，內戰仍在繼續。1990 年代約有 400,000 名阿富汗平民喪生
，最終導致塔利班統治。
由於持續的戰鬥、農村地區的不穩定、長期的乾旱和基礎設施的惡化，糧食產量在 1978
年至 1990 年間平均每年下降 3.5%。 蘇聯在叛軍控制地區破壞生產的努力，也導致了
這種下降。在蘇聯軍隊撤出期間，阿富汗的天然氣田被封頂以防止破壞。天然氣生產的
恢復受到內部衝突和蘇聯解體後傳統貿易關係中斷的阻礙。
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
蘇聯撤軍後，一些外國志願者（包括奧薩馬·本·拉登的基地組織）和年輕的阿富汗難民
繼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國外進行暴力聖戰。離開阿富汗的數千名阿富汗阿拉伯人中
的一些人後來成為“有能力的領導人、宗教理論家和軍事指揮官”，在阿爾及利亞、埃及
、波斯尼亞和車臣等地作為叛亂分子或恐怖分子發揮了“重要作用”。 數以萬計在巴基斯
坦的阿富汗難民兒童“本著保守主義和宗教嚴謹的精神”在伊斯蘭學校接受教育，並繼續
擔任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聖門弟子軍(Sipah-e-Sahaba) 的領導層。 這些團體體現了
伊斯蘭教的政治新變體——外國志願者中的“薩拉菲聖戰主義” (Salafi jihadism)，和受過
宗教學校教育的“混合”德奧班迪聖戰主義(Deobandi jihadism)。
阿富汗總書記納吉布拉在 1992 年被聖戰者組織驅逐之前，告訴一位來訪的美國學者，
“在極端分子手中的阿富汗將成為不穩定的中心。”有人聲稱，如果布什政府願意支持納
吉布拉和蘇聯與游擊隊組成聯合政府的提議，而不是全面的軍事解決方案，那麼混亂或
許可能就可以避免。納吉布拉還告訴《國際先驅論壇報》，“如果原教旨主義(塔利班)來
到阿富汗，戰爭將持續多年。阿富汗將變成恐怖主義中心。”
1982 年至 1992 年間，多達 35,000 名非阿富汗籍的穆斯林戰士前往阿富汗。還有成千
上萬的人沒有參加戰鬥，而是與“以前和未來的戰士”一起上伊斯蘭學校。 這些“阿富汗-
阿拉伯人”對蘇聯的聖戰影響很小，但在蘇聯離開後和其他國家後影響很大。 （蘇聯人
離開後，訓練還是繼續進行，“大約 40 個國家”的“數萬人”前來準備武裝起義，甚至“將
鬥爭帶回自己的國家”。）
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會神職人員阿卜杜拉·阿扎姆 (Abdullah Azzam) 不僅在獲得國際支
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激勵這些志願者前往阿富汗參加聖戰方面，也發揮了重
要作用。他遊歷穆斯林世界和美國，以奇蹟般的事蹟激勵年輕的穆斯林，例如聖戰者幾
乎單槍匹馬擊敗了大量蘇聯軍隊，天使騎馬參加戰鬥，以及被鳥類攔截的墜落炸彈。
回到他幫助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建立的志願者營地和培訓中心時，阿扎姆發揮了“強大
的影響力”。他宣揚聖戰的重要性：“相信伊斯蘭教可以蓬勃發展 [並] 取得勝利的人，如
果沒有聖戰、戰鬥和鮮血就是被迷惑了，這些人並沒有了解伊斯蘭宗教的本質”；不妥協
：“只有聖戰和步槍：沒有談判，沒有會議，沒有對話”；阿富汗只是一個開始：聖戰將“
是穆斯林信徒的個人義務”，直到所有其他前穆斯林土地——“巴勒斯坦、布哈拉、黎巴嫩
、乍得(查德)、厄立特里亞、索馬里、菲律賓、緬甸、南也門、塔什幹、安達盧西亞”—
—重新被征服。
志願者們也互相影響。 來自數十個國家的伊斯蘭主義者在“大聚會”期間的“異花授粉”導致
了許多“出乎意料”的宗教政治思想。 其中一個特別是“基於武裝鬥爭和極端宗教活動的伊
斯蘭意識形態的變體”，被稱為薩拉菲聖戰主義。
當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以後，不久就解體了。志願者們“欣喜若狂”，聖戰者相信——用奧薩馬
·本·拉登的話來說——“蘇聯解體……歸於上帝和阿富汗的聖戰者……美國沒有可提及的角色”
（儘管蘇聯經濟困難，美國對聖戰者提供援助）。他們急切地想在其他國家複製他們的聖戰
。
三個這樣的國家是波斯尼亞、阿爾及利亞和埃及。在波斯尼亞，薩拉菲聖戰組織的阿富汗阿
拉伯人與波斯尼亞塞族和克羅地亞民兵作戰，但未能建立薩拉菲國家。在阿爾及利亞和埃及
，數以千計的志願者返回並戰鬥，但效果更差。在阿爾及利亞，薩拉菲聖戰分子幫助領導並
為 GIA 戰鬥，故意殺害了數千名平民。 在埃及，伊斯蘭會議組織(Al-Gama'a al-Islamiyya)
在 1990 年至 1997年期間殺害了 1000 多人，但也未能推翻政府。
巴基斯坦的極端主義散佈
在巴基斯坦的大約 300 萬阿富汗難民中，有數千名兒童在美國和海灣君主制國家資助的伊斯
蘭寄宿學校接受教育。援助學校的金額是根據巴基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齊亞哈克和沙特阿拉伯
的保守伊斯蘭意識形態來分配的（無視阿富汗本土的傳統），因此這些援助比較青睞伊斯
蘭黨(Hizb-e-Islami)和德奧班迪(Deobandi)教派。 （伊朗向什葉派的伊斯蘭團體提供了類似
的幫助，但並不資助緩和派的什葉派民族主義阿富汗人。）
由於和家庭和阿富汗傳統隔絕，伊斯蘭學校的學生“以保守主義和宗教嚴謹的精神教育，通過
遵守伊斯蘭學校產生的教令，將德奧班迪教義付諸實踐”。隨著阿富汗學生的成年，他們成為
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反什葉派-薩哈巴遜尼派恐怖組織的“中流砥柱”。但與傳統的非暴力
德奧班迪(Deobandi)不同的是，這種“混合運動”擁抱了聖戰的暴力，他們對西方知識的“伊斯
蘭化、現代化”或對西方知識根本不感興趣。宗教淨化、絕對服從領導人以及對任何其他事物
不感興趣的特性，被認為可以解釋伊斯蘭黨訓練有素的士兵願意用大砲轟炸喀布爾並殺死數
千名平民，他們的指揮官向平民保證如果他們是“好穆斯林”，他們被殺將在天堂“得到獎勵”
。 根據人權觀察，從 2008 年到 2014 年，“數千名什葉派”被遜尼派極端分子殺害。
恐怖主義"吹回"美國
據說，在 1993 年世貿中心爆炸案和2001年 9 月 11 日襲擊事件中，美國遭受提供聖戰者資金
的反衝擊(意外後果)。 在 1993 年的爆炸事件中，所有參與爆炸的嫌犯“要么曾在阿富汗作戰，
要么與一個設在布魯克林的阿富汗聖戰籌款機構有聯繫”，該機構後來“被揭露為基地組織的美
國總部” 。 2001 年911襲擊事件的主要負責人——奧薩馬·本·拉登、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都
曾在阿富汗作戰，本·拉登是阿卜杜拉·阿扎姆的中尉。他的基地組織在被蘇丹驅逐後，返回阿
富汗受塔利班庇護。 在 9/11 襲擊之前，基地組織在 1998 年炸毀了兩個美國駐非洲大使館，
並於 2000 年在也門幾乎擊沉了科爾號驅逐艦。然而，美國從未對本·拉登或他的任何附屬機構
提供直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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